中国需要伟大的预见

　　中国需要伟大的预见

　　预见就是根据科学规律预先料到事物的变化结果，或者说能预先料到的见识，科学的预见，能够为我们确立目标、提振信心，同时对灾难性的事件提前预警，作出对策和准备，可以减少损失。试想，如果对汶川地震有科学的预见，如果近期对武隆山体崩塌有预见，那我们该减少多大的损失！

　　中国人擅长对过去的实践进行总结，也善于探索，也善于制定目标，但缺少科学伟大的预见！

　　我们的经济学家把房价的涨跌的预见变成了“打赌”！

　　我们把“不确定性”挂在嘴边作为不能预见的借口！

　　伟大的思想才会产生伟大的预见！

　　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当前全球金融危机，232年以前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早有预见：“住宅不会为居住着带来任何收入。如果将其出租，由于房子本身并不能生产任何东西，因此租房者必须找到其他收入来支付房租。”斯密由此得出结论说，因此，房主虽然可以通过将房产出租挣钱，“但不会因此带来整个人类收入的一点点增加。”，“当交易盈利高于通常情况时，过度交易就会成为一个普遍犯的错误。”他说，那些利润率“最高的国家将毁灭得最快”。

　　如何解决目前的困境呢？实际上亚当·斯密早就已经解决了，解决投机资产贬值的办法就是降低它们的价格。

　　金融危机的根源未超越马克思的逻辑，马克思预测了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成功的全球化。他精准地预见到引发今天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些致命因素：在由竞争的市场、商品生产和金融投机组成的世界里，他所称的“矛盾”是固有的。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这个逻辑包括以下要点：

　　（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

　　曾国藩曾有一个的伟大预见，风雨如晦的十九世纪中末，只有曾国藩看到了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国人发出的“日本诚为中国永久之大患也！”的世纪警告。

　　毛泽东在20世纪有许多的科学伟大的预见：面对这种敌强我弱、敌大我小反差悬殊的严峻局面，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以及中共党内其他一些同志对红军的前途进行预测，作出了“红旗到底打多久”的预见，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毛泽东作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高瞻远瞩、振奋人心的科学预见。

　　抗日战争初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的强大攻势和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我国不少人都对这场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进行预测，作出了种种预见。其中有两种预见影响较大。一种认为中国会灭亡；另一种认为中国会速胜。毛泽东作出令人叹服的战略预见：“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毛泽东历时最久、最艰巨、最伟大的预测、预见活动，是主持“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近代以来中国最重大的社会未来形态预测课题。他从投身改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旧中国的革命斗争之日起，就殚精竭虑地预测、预见未来新中国的目标模式、国家类型。经过在血与火的反复探索，逐步认识了中国国情，掌握了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规律。以此为依据，预见到了中国革命的必然前途、正确道路和阶段步骤。在此基础上，主持制订了正确的行动纲领和方针政策，通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战胜了国内外一切强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创造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条件。建国前夕，毛泽东终于最后完成了对新中国基本格局形态的预先构想，完成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预测未来的大课题。

　　只是毛泽东到了晚年，由于主客观方面出现的种种因素，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途径的过程中，曾作出了一些不大正确的预见和错误的预见。我们总结这些预见失误的教训，引以为鉴。

　　在当代社会，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需要伟大的预见！评论家说，一个预言，哪怕是一个不能被后来实践验证的预言，对其结果来临前的政策和行动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一个有用的刺激。它提醒我们，应当采取更好的措施加以防范。

　　有人说：一个崛起的经济巨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次大萧条，如同美国在1930年所经历的”。

　　什么时候出现呢？奥地利学派新信徒佩佐夫预测：“将会在2008-2009年间某个时刻发生”。

　　有人说：中国经济最坏时期已过。

　　有人说： 中国经济将在全球衰退考验中胜出。

　　有人说：中国经济在危机和复苏之间摇摆。

　　有人说：世界经济今年难见底，中国不能独善其身，预计2-3年复苏。

　　我不知道，伟大的预见出自政治家、经济学家、未来学家的智慧，或者是“大隐隐于市”的民间，总之，中国需要伟大的预见！

蔡律 2009年6月7日